昨晚家里人坐在一起喝茶闲聊，不知怎么就聊到了过年走亲戚的事儿上。母亲放下手里的茶杯，笑着说：“现在这走亲戚，跟打仗似的，一天恨不得跑八家。”父亲听了，眼神忽然悠远起来，望着窗外的夜色，慢慢说：“我们年轻那会儿，一天能走一家就不错了。早起挎上一筐馍出门，到了亲戚家，炕头一坐，茶一喝，唠着嗑就到了晌午。主家非得留饭不可，炒两个菜，烫一壶酒，吃得热热乎乎的。等酒足饭饱散场，踩着雪路往家走，到家少说也得七八点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那时候，一天就走一家，可那一家的情分，能暖一整年。”灯光下，父亲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那些遥远的记忆，又顺着他的话，一点一点回到眼前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潍坊乡下，年味是从腊月蒸馒头开始的。那时候，整个村子都飘着麦香与烟火气，家家户户的土灶火烧得旺旺的，烟囱里冒着轻柔的白烟，街巷里总能遇见端着面盆、抱着柴火的乡亲。见面不用多说，一句“馒头蒸好了吗？发得旺不旺？”，就是最暖心的问候。孩子们在雪地里追跑打闹，雪落在墙头、屋顶、村路上，踩上去咯吱作响，冷冽的空气里，全是盼年的欢喜。

父亲说，那时候白面金贵，过年能蒸上一锅又白又暄的大馒头，是全家最隆重的事。老面发得蜂窝密布，揉面揉得筋道光滑，柴火慢蒸，出锅的馒头圆滚滚、胖乎乎，个个透着喜气。蒸好的馒头，整整齐齐码进柳条筐里。这筐不算精致，却结实耐用，筐底衬上洗得发白的粗布，往堂屋一角一放，就是一年的富足与体面。

按老家的规矩，过年出门走亲戚，筐里必须放十六个馒头。十六取的是四平八稳、十全十美的意思，也是人走家不空、福气不流失的念想。父亲常念叨：“蒸不了馒头，就直不起腰。”在那个年代，馒头不只是口粮，更是心气、是脸面、是日子蒸蒸日上的希望。馒头蒸得好，说明家和气顺；礼行得周，代表家运兴旺。

大年初二初三，天刚亮透，父亲就挎上装满馒头的柳条筐，踏雪走亲戚。村路上人来人往，都是挎着筐的乡亲，棉袄棉裤裹得严实，脸上却挂着止不住的笑。遇见熟人，隔着老远就打招呼：“他大兄弟，走亲戚去啊？”“是啊，蒸了筐馒头，给长辈拜个年！”简单的对话，在冷风中格外温暖，像一团小火，暖了整条街巷。

到了亲戚家门口，刚喊一声“过年好”，门就应声而开。屋里炕烧得滚烫，茶壶在炉子上冒着热气，一大家子人迎出来，目光总是先落在筐上。亲戚家的大娘伸手轻轻掀开粗布，看着满筐饱满白净的馒头，立刻笑得眉眼弯弯：“好孩子，你这馒头蒸得太像样了！又白又暄，面发得这么旺，你们家这日子，肯定节节高！”

父亲笑着回道：“都是自家蒸的馒头，不值钱，就是个心意。”

“这可不是普通馒头，是福气啊！”大爷在一旁连连点头，“过年能蒸出这么好的馒头，人勤快，家和睦，日子差不了！”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一筐馒头，就是最珍贵的礼物，最实在的人情。亲戚们留馒头，都守着老规矩：留六个，是六六大顺，盼平安顺遂；留八个，是八方来财，愿日子兴旺；最讲究的人家，会郑重留下十二个，对应一年十二个月，月月有余，岁岁安康。留馒头时，人人都轻手轻脚，不多拿、不少拿、不挑不拣——这是乡下人的厚道，是刻在骨子里的礼数。

有一年，父亲走了一圈亲戚，筐里轻了许多，心里却暖得发烫。一进家门，奶奶就笑着问：“各家都留了多少？”

父亲搓着冻红的手，满心欢喜地说：“三大爷家留了八个，二姑家留了十二个，都夸咱馍蒸得好，都说咱家人勤快，有奔头！”

奶奶听了，满眼欣慰：“咱日子再难，礼数不能丢，心气不能散。馒头蒸得好，是争气；留得周全，是体面。”

那些年，没有精致的礼盒，没有丰盛的年货，一只柳条筐，十六个馒头，串起了亲戚间最真挚的情谊。后来日子越来越好，白面不再稀罕，走亲戚也换上了各式礼品，再也不用挎着筐出门。可母亲每年过年，依旧会认认真真蒸上几锅馒头，她说：“规矩可以简，心意不能减。”

再后来，我成了家，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母亲从老屋里找出那只柳条筐，又絮絮叨叨地教我和面、发面、揉面。“碱要兑得不多不少，火候要不大不小，这样蒸出来的馒头才又白又暄，才拿得出手。”她一边教，一边讲着当年奶奶教她的那些话。我站在灶台前，手上沾着面粉，看着母亲示范的每一个动作，忽然明白，我学的不仅是蒸馒头的手艺，更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心气。

一笼馒头，传的是手艺；一筐馒头，走的是人情；一份规矩，守的是家风。

这，就是我的年味。是父亲那辈人苦中作乐、心存希望的岁月，是母亲一辈子没放下的念想，也是我要接着往下传的根。它不金贵，但暖心；它不稀罕，但踏实。就像那只老柳条筐，旧是旧了点，可装着的，都是热腾腾的日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