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妮子，你姥姥家就在这座山的那边，翻过去就到了。”

小时候每到周末，妈妈都会指着村后那座青灰色的山对我说这句话，妈妈背着一个布包袱，里面装着给姥姥带的一罐咸菜或一双新做的布鞋。我拽着她的衣角往姥姥家的方向走去。山路窄得像蛇，两边长满野酸枣。爬到半山腰我就腿软了。“妈，还有多远？”“快了，翻过这个坡就看见姥姥家的瓦房顶了。”妈妈总是这么哄我。可翻过一个坡，还有下一个。两个小时的路，对五岁的我来说像走了一整天。等站到山顶望见山脚下炊烟袅袅的小村子，妈妈就指着其中一户说：“看，你姥姥在院子里晒被子呢。”我什么都看不清，但只要想到去姥姥家会吃到糖果，脚下就又有了劲。

“等攒够了钱，咱买辆自行车，以后去你姥姥家就不用走那么久了。”

我八岁那年，妈妈在饭桌上对爸爸说了这句话。爸爸第二天找舅舅借了三百块钱，一辆二八大杠推进了我家院子。妈妈不会骑自行车，爸爸教他，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还是摔了好多次才终于学会。往后再去姥姥家，妈妈就让我坐在二八大杠的前横梁上，她弓着腰扶着车把，风从耳边刮过去，比走路快了一倍，不到一个钟头就能到山脚下。我再也不用拖着发软的腿一步步爬坡，只需要坐在车上数路边的酸枣树，闻着妈妈衣角上的皂角香，一会儿功夫就能看见姥姥站在村口大槐树下等我们。那辆二八大杠的横梁硬邦邦的，硌得我腿有点麻，可我一点都不觉得难受，毕竟不用再一步步爬山就能吃到姥姥藏的糖，这已经是我那时候能想到最开心的事了。

“你舅舅说镇上有人卖旧摩托车，才八百块钱，咱要不？”

我上初中那年，妈妈从姥姥家回来跟爸爸商量。爸爸蹲在院子里抽了半天烟，最后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摁：“买。”那辆红色摩托车是从邻村跑运输的人手里买来的。我第一次坐摩托车去姥姥家，坐在中间搂着爸爸的腰，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，山和树都往后跑，我感觉自己像飞起来了一样。原来两个小时的路，摩托车四十分钟就跑完了。后来爸爸骑熟了，最快三十五分钟就到姥姥家。妈妈坐在后面不停地喊：“慢点慢点，不要命了！”爸爸故意拧一把油门，妈妈吓得尖叫，我在中间笑得前仰后合。姥姥每次听到摩托车的突突声从山脚下传来，就知道是我们来了，提前把门打开迎着。有一回下了雨，山路泥泞，摩托车陷进泥坑。爸爸脱了鞋下去推，弄得满身是泥。姥姥一边拿毛巾给他擦，一边心疼地说：“以后下雨就别跑了，我又不会跑。”妈妈笑着接话：“妈，您倒是想跑，您往哪儿跑？”一家人都笑了。

“妮子，你爸说今年过年咱家也买个小汽车，以后去你姥姥家就方便了。”

高考结束那年，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停在我家院子。爸爸开车，我和妈妈坐后座，后备箱装满年货和给姥姥的新棉袄。柏油路已修通，原先的土路变成平整的沥青路。爸爸踩油门，十几分钟就到姥姥家的村口。我从车窗望去，远远看见姥姥家老房子，屋檐下挂着红辣椒。但这次姥姥没像往常一样在门口等我们，她坐在屋里藤椅上，腿脚不便，见我们进来挣扎着要起身，妈妈赶忙扶住她让她别动。姥姥拉着我的手反复看，念叨车快，一壶水没烧开我们就到了，说完先笑了，又抹起眼睛，我知道她是高兴的。从走路两小时到开车十几分钟，我们用了近二十年。路更宽了，车更快了，可姥姥更老了。

“妮子，你姥姥走了，那座山还在，可村子那头再也没有人等咱们了。”

工作第一年我接到母亲的电话。姥姥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早晨离开的，走得很安详。办完后事，我和妈妈坐在空荡荡的老屋里，炭火盆烧得通红，窗外的山还是那座山，沉默地立在那里。妈妈看着墙上姥姥的遗像，忽然说了这么一句。从步行到自行车，从自行车到摩托车，从摩托车到小汽车，路越来越短，时间越来越快，可我们和姥姥在一起的日子，却像沙漏里的沙，怎么也留不住。

去年，我开车带妈妈回去给姥姥上坟。车子翻过山顶时，我下意识地往山下看了一眼，姥姥家的老房子还在，屋顶的瓦片松动了，院墙上的青苔又厚了一层。我把车停在村口，和妈妈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小路慢慢走回去。路边的野酸枣又红了，和我五岁时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妈妈忽然停下脚步，望着姥姥家的方向，轻轻说：“你姥姥要是还在，看到你开车这么稳当，肯定又要说，慢点开，不着急。”我鼻子一酸，没接话。山风从垭口吹过来，吹得狗尾巴草沙沙作响。我忽然明白，有些路不是用来缩短距离的，是用来记住人的。那些年我们翻过的每一座山、走过的每一步路、换过的每一种车，都装着我们想见一个人的心情。

如今姥姥不在了，那座山还在，那些车轮碾过的痕迹还在，就像姥姥留在我生命里的那些温暖，永远不会被风沙埋掉。（程晓雨）